和李世杰讲话，必须要对着他的耳朵，语速放慢，大声再大声。
听力受损，这是战争的残酷遗留——80年前的战场上，炮弹在李世杰身边炸开，随着年龄增长到103岁，他只能靠助听器接收对话。
过于复杂的句子是种障碍，但李世杰并不急躁，像面对经历过的其他困难一样，总能找到解法。
他将身子尽量侧向来访者，请对方再重复一遍问题。只要记得起来，就会条理清晰地捋出这辈子的经历：15岁参加革命，作为游击队队长抗击日军，在最前线的战壕边向敌军喊话，安全转移伤病员……危险每天都在。
谈到这些，他的语调会不由自主地上扬，自豪也坚决，仿佛又回到战火连天的日子里。在对阵中，他流过血，看到过牺牲，但最终活了下来。
“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人拿命换来的。”李世杰常常告诉子女，要牢记历史，报效祖国。他自己也是一样，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，便做好了奋斗一生的准备。
展开剩余91%103岁的抗战老兵李世杰。拍摄时，他坚持挺直腰板，展示军人精神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
“白天是老百姓，晚上是共产党”
在贵州生活了70多年，李世杰还是改不掉老家的习惯，钟爱面食，光听口音，也能知道他来自山东。
1938年5月，他的家乡菏泽被侵华日军攻占。日军频繁进村扫荡，人们见识了他们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
“（日军）抢劫、杀人，开着大汽车把老百姓的东西都抢了。”李世杰记得，日军从村里走的时候，还派兵赶着牛，牛背上驮着抢来的粮食。很多百姓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求神拜佛，祈求平安。
那时李世杰只有十四五岁，大他十几岁的哥哥早年入党，是小学教员，也是当地的党支部书记，日军占领菏泽后，学校停办，哥哥便回到老家，帮父亲做农活。
他常给李世杰讲革命道理，还有红军长征的故事，这些又被李世杰说给玩伴们。
“大家都喜欢听。”李世杰说，久而久之，孩子们都入了党，凑在一起，商量的都是如何跟敌人作斗争。有次，日军带着糖果和纸烟，想要收买老百姓，李世杰就和伙伴们揭露他们的阴谋，日军见老百姓把东西都扔掉，只好气急败坏地离开。
李世杰讲述战斗故事。受访者供图
“我是小娃娃（的）头儿。”李世杰带着些许骄傲，他身高1.7米左右，动作灵活，脑筋也活。哥哥腿脚不好，外出联络的工作就落在他身上。游击队还没成立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伙伴们往返在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通风报信，发现某个碉堡里日军少了、可能会去扫荡，他们就赶快通知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，自己也躲起来。
送信大多在晚上，趁敌人休息，李世杰带着几个伙伴出发。夜色是最好的掩护，他们熟练地在壕沟里穿行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就只凭双腿。有时李世杰一晚要跑20多里路，天还没亮就能回来。
“累啊。”李世杰感慨，但好在年轻，睡一觉就行了。肚子饿了，能吃上馒头，就更加满足。有时半夜送完信，娃娃们就躲在瓜棚或是壕沟里睡觉，休息时要趴在地上，这样目标小，敌人不容易发现。
白天，他们就像普通村民一样种地。“我们白天是老百姓，晚上是共产党。”李世杰说。
因为机灵，李世杰也常被派去侦查敌人活动。
在他所住的庄西头附近，日军修了座炮楼，还挖了一条几十里长的封锁沟，来往行人都要被严格检查，上级决定“拔掉”它，就把侦查任务交给李世杰。他和一位同伴很快便摸清了炮楼的人员、武器、结构以及附近的情况，但当时，敌军人数更多、武器装备也更先进，强攻少不了牺牲，上级希望能把炮楼里的二三十人分化（瓦解）一下，这样更好打。
李世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他记得，修炮楼时有两个常和他玩的青年人，通过他们，李世杰想尽办法在伪军中结识了些可靠的人。他和同伴给这些人讲抗日的道理，分析利弊，等到进攻那日，伪军都清楚了八路军的政策，没有抵抗就举手投降了。这次进攻中，他们还缴获了一挺机枪、20多支步枪、上千发子弹和十多箱手榴弹，极大提高了战斗力。
这样提前瓦解敌军的情况还有许多。
在一次攻打日军据点前，李世杰再次接到任务，到伪军的驻地做思想工作。正巧他有个亲戚在骑兵连做班长，亲戚的朋友是连长，两个人都不想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，也想给自己留个出路，平时日军出去扫荡，他们就给八路军通风报信。
借着看亲戚的名头，李世杰拎了个西瓜，孤身一人进到敌军营地。据点里有3000多人，他把瓜分给那些士兵，把亲戚支走到一旁，告诉他八路军要攻打据点，并让他暗中做做工作，等到开战时，向天上开枪，避免伤亡。因为有内应的帮助，据点很快就被攻下。
“虽然疲劳，但也愉快。”李世杰见过日军的残暴，因此他不怕辛苦，为了任务，常常几天不回家，困了就睡在沟里。其他伙伴们的家长觉得他太“疯”，告诉自家孩子不要再和李世杰玩，但孩子们还是常常聚在一起，送信侦查。
即便已经103岁，李世杰的视力依然不错，可以自己剪指甲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
游击
人生进入后半场，李世杰还是会经常想起打仗的事。“时间久了，忘了一些，也记得一些。”只要提到抗日，李世杰必然会重复两个字：“游击”。
“敌人少，我们就把他们打回去，敌人多了，我们就撤退，这就是游击。”李世杰解释，主要也是因为日军人更多，武器也更先进，八路军要靠土枪跟钢枪拼，自然胜算很小，打游击也是一种策略。
1944年，菏泽南华一带的日伪据点基本被拔光，但几公里外，仍有日军时常外出扫荡，老百姓跑慢了，就会被抓去严刑拷打、罚作劳工。李世杰这些小兵从娃娃长成了青年，大家都不愿意在家继续待下去，迫切希望成立一支自卫武装。就这样，经过上级批准，“南华游击队”成立了，李世杰被任命为队长。
“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赶快推辞。上级派来的同志反问我‘怎么不行’，他说八路军的官，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保护人民，打击和消灭敌人。”李世杰牢牢记住了这句话，往后几年，无论他在哪里工作，最先想到并时刻践行的，也都是这句话。
李世杰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习惯，他把药盒留下，自己制作本子。受访者供图
李世杰起初之所以犹豫，倒不是怕死，只是和其他人一样，他要离开家、离开从小就生存的土地，有些难舍难分。他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自己走了，家里的活怎么办？父母不同意怎么办？敌人知道了抄家又怎么办？
在队员开始聚集的那几天，年轻人们只能尽力多帮家里做些活，互相鼓励：“为了打日本，眼前的小利益都要抛掉。”
起初队伍只有几十人，粮食、柴火都只能找村里借，没钱买蔬菜，就用小米和村民换，因为缺乏营养，战士们个个嘴上都起了疱。
但游击队一成立，大家就是“正规军”了。人人都有崭新的、灰蓝色的军装，李世杰格外爱惜这身衣服，穿烂了就自己缝补。等到供给跟上，队伍更加精神，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形，到集市上宣传抗日，揭露敌人的罪行，大人、小孩都围在路旁看，尽管辛苦，战士们都情绪高涨。
打游击战，武器是个宝，可即便是队长，李世杰也没能有自己的配枪，战士们缺枪少弹，想要武器没法硬碰硬，只能智取。有时看到零星几个日军，就先打死一个，抢过一支枪，再利用对地形的熟悉钻到庄稼地，动作要快，这样敌人摸不清状况，也不敢贸然进去。
年轻时的李世杰（左一）。受访者供图
从土枪到手枪、机枪，靠着战场缴获，游击队的力量跟着壮大，逐渐增加到上百人，危险却分毫不减。在一次战斗中，李世杰被两个敌人追击，他跳进沟里，连打三枪，敌人才返回去，他向前多走几步，才发现有战士腿断了。
有次攻打日军的炮楼失利，一位战友当场被抓，被日本人把头割下来，放在城楼上。这种残酷让李世杰来不及考虑别的，只想着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
他偶尔会想家。
“我是不敢回（家），生怕被敌人知道，家人也跟着遭殃。”他也有其他考虑：“我是队长，带着一班人出来，要是自己想家跑了，其他人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说，我不想家。”
“打”“跑”“追”，这三个词反反复复填满了那些年。李世杰记得， “子弹像刮风一样，‘呼呼’冲过来。”不想打了也没办法，日军追来，要么跑，要么还击。
伤疤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军无条件投降，但在菏泽的残余汉奸势力不甘心失败，还在抵抗。1945年10月上旬，游击队接到命令，要配合主力部队进攻。
“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，是该向他们清算、讨还血债了。大家恨不得一下子冲进城去。”李世杰在回忆录中提到，本想战争结束后好好休息几天，没想到城边都没沾到，就被整编西进参加邯郸战役。
在解放战争中，李世杰劝降敌军的工作依然出色。
他捡了铁皮围成喇叭筒，每天带着指导员和战士冲对面喊话投降：“我们优待俘虏，你们都有父母，想想他们。我们会把你们送回父母身边，跟着我们也有饭吃。”
有时战士们要参战，他就自己在前线深沟里喊。有一天他正喊着，几百敌军突然“轰”地一下把他围在中间。“我以为是来抓我的，心想这下子可完了。”李世杰露出笑容：“结果他们问‘有饭没有’。一听这个，我又不怕了。他们是来投降的。”因为这件事，李世杰获得团二等功一次。
李世杰的各类证件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
行军作战十余年，李世杰吃过太多苦。
为了安全转移伤病员，他挨家挨户恳求借住、等在路旁拦车、把每位伤病员的信息查清楚，直到后方医院接收救治。他从北方被调去贵州剿匪，徒步约2500公里，因为是急行军，他和战友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，南方多雨多山路，他们身上湿答答的，都是烂泥巴，疲乏到站着就能睡着。到了剿匪一线，他的战友就在眼前牺牲——那是位老八路，倒在胜利到来之前。
他自己也被子弹射伤脖子，无法再继续战斗。
多年的战火揉成一块拳头大的疤，印在李世杰的左小腿上。周边已经乌黑，随时都可能发痒发红，长出包、流出脓水，只能反复擦药。
早年的物件、获得的勋章都丢了，只剩这一处能证明他曾经战斗过——1944年，他和战友在黄河南岸与日军作战——河南侧是敌占区，河北侧是安全地带，只要过了河，大家就安全了。眼看就要坐上船，李世杰突然被扫射的子弹击中，鲜血直流，战友背着他向北跑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李世杰小腿上留下的伤疤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
年轻的时候，李世杰跟谁都没提过这处伤，直到90多岁体质变弱，忍受不住，才被家人发现。
“我们之前只知道爸爸打过游击，了解根本不多，他很低调，从来不讲这些。”二女儿李萍直到退休后才知道父亲的战斗故事，小时候，父母都很忙碌，下班很晚、经常出差，也很少回家；长大了，自己和兄弟姐妹也忙起来，没时间坐下听。
但他们能感受到父亲身上的军人气质。
1952年转业后，李世杰留在贵州惠水县工作，任区长、区委书记等职。征兵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。其他地区征兵困难，但到了李世杰这里，老百姓们都积极参与。妻子也是那时被他的亲和吸引：“老百姓对他评价都很高，讲他平易近人。我也觉得他人好，跟着他很安全。”
李世杰平时总挂着笑脸和别人打招呼，无论对方贫富、身份高低。儿女们童年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做副校长的父亲常常带着不同朋友回家小坐，吃些便饭，宾客里有教授，也有厨房的工人，他们聊工作、聊家庭，十分亲近。
家人们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脸，即便到了103岁，真诚待人的准则依然不容挑战，他坚持陪伴来客，不肯回屋休息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，即便热得不停擦汗，也要戴起帽子，以示正式和尊重。每隔一阵，他就指指西瓜和茶杯，请人喝口水休息一下，这样才能放心。
2008年“5·12汶川地震”后，李世杰捐出1000元用于支援救灾工作。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
现在只要有空，儿女们就围在一起，听父亲讲过往。
在他们眼里，父亲很聪明，自己学会了射击、骑马、开车；动手能力极强，锄头把不够长，可以自己接，担心小偷进门，就设计了机关锁，外人怎样都打不开；尽管上过战场，但依然心软，不忍心小鸡被吃掉，便把它们圈养在楼后空地；2008年“5·12汶川地震”后，他主动捐出1000块，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。
他爱干净，极其节约，空调和灯不允许全屋开，妻子掉口饭，他也要捡起来。拐杖是外面买的，他自己缠了一层布条，时间一长，布条磨破了，就自己修修补补再继续用。因为身体原因，李世杰长期服药，家里攒了不少药盒，他把药盒拆开，刮掉表面的文字说明，裁剪、修整后摞在一起，穿针引线缝住一边，做成小本子，分给孩子们。
如今，李世杰身体依然不错，自己剪指甲时干脆利落，侍弄了几株来自家乡的牡丹，前几年还能自己走楼梯上下，除草、浇水也熟练。有次，他摔倒磕到了头，眼睛肿了，去医院缝针，一个星期后就痊愈，直到2023年感染了新冠肺炎，才改变了过往的作息，睡眠变多，外出变少。
遭遇过政治风波，也被病痛折磨，但没什么能打倒他。面对困难，他都笑呵呵地迎接——因为经历过真正的危险、残酷和伤痛，在李世杰这里，战争过后所有的苦，便都可以承受了。
新京报记者 左琳
编辑 彭冲 校对 赵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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